高级技工缺口两千万，大国智造谁来造?(3)

在位于重庆的长安汽车车间，目前已经高度自动化的焊装车间，仍然需要 100 多名工人分为三班倒，主要是做机器人不方便干的精磨、抛光等「小活」。国内一些智能手机制造商，仍然依靠熟练钳工打磨智能手机壳，去除 CNC 铣削留下的痕迹。

对此，库柏特 CEO 李淼解释道，涉及手眼协调的工作，机器可以替代。比如香菇分拣，现在的机器比厂长还厉害。

但是，诸如焊接、打磨追求操感的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需要人来操作。

这也是为什么经历三年多落地实践后，库柏特调整公司战略，将 99% 业务转为孵化项目，包括力控打磨。「与工艺结合太过紧密，很难以合理成本大规模推开。」他认为。

至于那些产品高度非标的制造业，比如鞋子、女装，能否自动化本身就是难题。这也正是阿迪达斯关闭了机器人自动化工厂、「鞋王」百丽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出现令人惊叹的全自动化工厂的原因。

比如，机器无法有效识别皮料上的微小瑕疵。贴合鞋面和中底，高度依靠熟练工人的手感。更何况，鞋子和女装一样，每个季度上新，各种模型和款式，依靠机器替代并不现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熟练工人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即使外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也仍然离不开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基础与高素质。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拜访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地江苏丹阳后发现，虽然人工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常重要，但镜片这类行业对工人技能要求极高，不仅东南亚劳动人口难以胜任，目前也难用机器替代。

熟练工人能降低瑕疵率，也是工厂核心竞争力之一。「在这些需要很强技能基础精细行业，人工成本是考量，但产能、效率、合格率也是决定成败的因素。」记者写到。

不仅是自动化技术，即便是那些当前可以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技工素质也会制约其落地效果。

在研发国内首条香菇智能分拣线时，库伯特发现算法模型识别率实现 85% 之后，变得止步不前。他们通过分析发现，原来很多数据都标记错了。

非专业人士标记水平比不上香菇分选工人，流水线工人水平比不上车间主任，标注水平最高的其实是厂长。当他们请来厂长来帮忙标记香菇图片后，算法识别率立刻跃升到一个新高。

「厂长也算香菇分类中的高级技工了吧?你说，技工水平影不影响算法落地?」李淼反问道。

一些从事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的公司也曾告诉我们，在诸如旋转机械振动信号的提取、建模等方面都需要经验丰富的机加工技工。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今天中高级技工的巨大缺口?

低端制造的代价

原因有很多，收入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更何况，人类从四五岁就产生了社会比较的能力。

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的 AI 硕士，一个月可以拿到两三万;一个二线城市的专职滴滴车司机，如果每天在线 10 小时，平均每月流水在 15000 左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 ABB 这样大厂做装配的技工，一年才有机会拿到十四五万。而且，这个数字是大多数高级技术工人的薪水上限。

考虑到他们通常已经四十多岁，与 AI 人才收入之间差距也就演变成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不过，导致当下巨大技工缺口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李淼提醒我从供需角度看问题，关键是谁需要这么多的中高级技工?过去几十年，中国市场真的需要吗?

「需要高级技工的，要么是国企，要么是已经做得相当不错的民企，这个占比能有多少?」他反问道。

事实上，在「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之前(2003 年)，企业的技术含量从未构成发展的瓶颈。

中国跻身制造业大国，本质上是世界级组装工厂的崛起。

做加工和装配，拼的是低廉劳动力、销售和管控，而不是技术人员，产业链上附加值最高部分，比如设计，研发，品牌都不在国内。

即便是在中国电子辉煌十年，我们的企业只能从苹果手机中分到 4% 的利润。三星毛利高达 40%，是富士康的 8 倍。

制造业 90% 以上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凭借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中小民营企业很多工人用的都是民工，从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来看，即使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仍有三分之一农民涌入制造业。稍微有点层次的就是中专、技校生，基本不用中高级技工。

国家统计局，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笔者曾在知乎上看到广东某职业院校老师给这群学生的画像：

基本没有分数线的限制，甚至有些学生没有初中毕业证;

因为初中时已是成绩最差，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师、家长的「放弃」中成长起来的;

请假理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老师，我家年末要拜神，我妈让我回家去帮忙。」

……

反过来看，由于附加值低、利润低、订单不稳定，企业寿命往往非常短暂。

日本、欧洲的小微企业生命周期可以达到 12 年，美国达到 8 年多，而中国只有 3 年。这也导致他们更没有精力甚至机会去培养中高级技工。

因为这样的员工，多数是靠实践，不仅实践成本很高，而且周期很长，成长非常缓慢。

所以，他们也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一旦遇到疑难技术问题，找专家坐诊和找外包。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模式就可以解决基本问题，也成功避免了一不小心为对手做嫁衣裳的尴尬。

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大国工匠》这类中高级技工，大多集中在大型国企，而且往往是类似沪东中华造船、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中国商飞这样从事船、高铁、飞机甚至飞船制造的高端制造企业。

以造船为例。

焊接技术是现代船舶制造的关键工艺技术。焊接工时约占船体建造总工时的 30%~40%，焊接成本约占船体建造总成本的 30%-50%。这不仅为焊工提供了对口、也最有锻炼机会的业务场景，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就业环境。

但即便如此，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是私企高速发展的引擎，也是国企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如，沈阳机床可以在过去十年间卖出近七十万台机床，是因为吃到了中国迅速成长为制造业大国的红利。

当时，单靠国外高档数控机床，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国内劳动力素质也无法与之匹配。再加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国产机床可以通过价格和服务占领中低端市场。

随着长达 30 多年的「高速红利窗口」缓缓关闭，曾经的「十八罗汉」接连传来倒闭、从市场消失的消息。

建立在数量优势上的低附加值模式终将迎来洗牌，在这种挑战下，谁来承担解开人才短缺的症结，正考验着制造业和中国教育体系的智慧。

打破二次元壁

（编辑：ASP站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