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业易出血汗工厂？看看马来西亚的悲惨外劳(2)

有很多情况会使得外来劳工被困在强迫劳动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工作条件很差或者遭遇欠薪，他们无法去追索。但问题通常从招聘开始，那是造成一个债务和束缚的恶性循环的开始：可能会让人们陷入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困境。Verité的研究发现，92%的外国工人为了获得工作而支付招聘费用，该笔费用也通常超过行业标准(一个月的工资)。这笔钱通常落到在马来西亚以及在工人自己的国家的招聘人员的口袋中。这些费用在工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之前就要支付，往往会让整个家庭深陷债务沼泽。

这就是我采访过的一位来自印尼棉兰的工人诺维达·玛本（Novita Marbun）的情况。当玛本19岁初到马来西亚时，她花了1500英镑——相当于375美元——才得到一份工作，这比她一个月挣的钱要多得多。她的父母通过抵押房子得到一笔15年期的贷款，以便为她支付这笔招聘费用和前往马来西亚的费用。她现在挣的钱只够日常开销和养活她仍在印尼的儿子，但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赚足够的钱帮助父母。“我攒不下更多的钱。”她说。正如麦克唐纳所言，“现在的体系是让最贫穷的人来为招聘成本埋单。”

来自亚洲各地农村地区的工人，仅仅为了在一个大城市被雇用，就可能债务缠身。支持本国工人和外来工人的吉隆坡劳工组织NSI的安妮·贝雅特丽齐（Anne Beatrice）告诉我，一位来自尼泊尔的工人到达首都加德满都的时候，她已经在她的家乡接洽上了次级招聘中介，有时候这要耗费全家很多的钱。当她到达吉隆坡时，她已经投入了很多，因此即便自己不喜欢招聘人员或者劳动合同，或者招聘人员在她登机前替换掉合同，她都不在意。与外来劳工打交道的律师苏密撒·沙安希尼（Sumitha Shaanthinni）说：“招聘人员下面有很多的子级人员和次级中介。招聘人员不会亲自去村里招聘劳工，去的是次级中介。”

一旦到达马来西亚，外来劳工会发现自己的开销不断增多。他们会发现自己要为一张工作许可证(这个费用现在法律已经转移到雇主身上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以及住房和签证的费用买单。许多雇主也会没收员工的护照，以防止他们贸然离开，尽管这么做是违法的。(招聘人员有他们自己的费用要支付——通常有的开销不那么光明磊落。据Tenaganita的马里亚莫夫描述，政府官员向招聘人员提供的工作许可比招聘的岗位数量还要多。招聘人员“是如何得到那些招聘岗位的信息呢？贿赂。”)

劳工权益倡导者告诉我，马来西亚的外来劳工通常不会非法入境。马里亚莫夫说，“人们并不是爬过篱笆入境的，他们大多数都有证明文件。”相反，工人们在自己擅自离职或者其雇佣合同没有续签时会失去合法身份，因为他们的签证与雇主关联。非法入境意味着，工人会面临被搜捕驱逐出境的风险；让招聘人员再给他们找一份工作时，他们得付出过高的费用。

比阿特丽斯说：“支付了招聘、护照和住房等方面的费用以后，你的工资就没剩多少了。”合同中没有提到这些其他的费用，工人们往往剩不下什么钱。比阿特丽斯说道，当工人们抱怨时，中介会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或者跟他们说“‘辞职吧，我再给你找份别的工作。’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不能那么做，那样会让他们变成非法入境。”

生活环境十分艰难

一旦定居下来，不管是否有证明文件，工人们都会面临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当我与翻译兼外来劳工曼约·查帕盖恩（Manjoj Chapagain）交谈时，他刚从吉隆坡郊区Petaling Jaya的一个外来工人营地回来，他带马来西亚的医生过去。据他估计，有五六千工人住在这个营地里。他说，医生们对这里的生活条件感到“非常惊讶”。在这里，有时候20个人共用一处10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的房子，晚上10个人睡在那里，早上10个人睡在那里，因为他们轮班上下班。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卫生管道。“医生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混乱和气味。”他告诉我。据马里亚莫夫说，这些生活条件可能会工人陷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处境，因为如果他们感染了肝炎等某些疾病，就不被允许留在马来西亚。

马里亚莫夫说，工人们经常生病，“因为生活环境太糟糕了”。女性员工在怀孕时也经常被遣送回家。据尼泊尔大使馆表示，2016年有386名尼泊尔工人在马来西亚死亡。据该大使馆统计，自2005年以来，平均每年约有300人死亡。死亡的原因并不总是确定的，意外的死亡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会带来极大的经济困难，因为他们由于支付招聘费用而背上债务，但没有收入，更不用说精神上的损失了。

工人受到的对待在各个公司和行业中不尽相同。知名跨国公司往往有更好的表现记录，毕竟其中许多都受到国内外监督组织的监督。这些问题在供应链下游比较明显。“大公司，跨国公司，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沙安希尼说，“它们大多遵守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扣除工资，也不没收护照，诸如此类。但是它们的供应链没有做到这些。它们对那些问题实施多大程度的监督，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公司强调称，它们有促使供应链遵守与它们一样的行为准则。许多大型的电子产品品牌在其网站上表示，它们希望供应链中的公司遵守法律标准和人权标准。然而，供应链纷繁复杂：工厂规模不一，雇主往往是招聘人员，在马来西亚，工人保护措施既薄弱又执行不力。

自2004年以来，许多公司开始求助于监督机构“负责任商业联盟”(RBA，前称“电子行业公民联盟”，简称EICC)来帮助它们监控自己的供应链。来自RBA的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告诉我，该组织依赖于“多种方法来解决供应链中的普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太过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