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小钱能否防大病？互联网巨头的“互助”生意(2)

360互助官方网站在对互助运营费的说明中提到，360互助的运营费结余也属于群体，不靠运营费挣钱，其将盈利模式解释为，360互助本身为公益属性，不赚取会员的1分钱，而是希望能聚集起大量会员后，可以通过不损害会员利益的广告、上下游生态合作等方式实现盈利。

360互助具体表示，互助范围为100种重疾+30种轻症+身故（含猝死），要远多于其他家互助产品，互助事件核查次数和费用也要更多；第三方支付渠道充值时，大概要支付1%手续费；支付宝、微信目前没有给互助行业开通签约代扣服务，导致收款效率偏低。“因此10%的运营费仍是一个很低的水平。”其官网显示。

不过，业内也有猜测，互助业务的盈利方式可能来自于其他方式。

据裁判文书网在11月20日发布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轻松互助曾身陷一场会员对其的诉讼。判决书提到，“公开调研资料表明，网络互助平台的盈利模式不限于简单地收取佣金、管理费、服务费。因拥有海量的垂直用户，经营者往往同保险公司、医院、药企合作，通过卖流量或提供医疗增值业务牟利；由于人群足够细分，也会通过电商、广告等方式盈利。同时，随着注册用户、吸纳资金的不断积攒，平台的获利空间及隐性的利益也必定被经营者最大程度变现。”

宽进严出？

在轻松互助的“领取互助金”微信界面中写着一个故事：“李先生2019年3月份充值领取权益，半年后确诊肝癌，向轻松互助申请互助金权益，在审核并公示通过后，其他会员每人均摊约定的金额给予其帮助，解决了李先生治疗费用的困难，病情也得到控制。”

类似故事，在不同的互助产品界面中，都有所介绍。

记者注意到，国内互助产品目前似乎呈现出“宽进严出”的特征。记者获悉，会员是否会被补偿，平台对会员患病情况真实性的认定与时间上是否符合是主要依据。而前期，人们则可比较轻松地加入平台，申请加入，则默认用户满足平台所提示的健康要求等一系列说明，用户没有准确说明身体情况、出具证据的义务。相比之下，相互宝多了一个步骤“芝麻分达到600及以上并通过综合准入评估”。很多平台还会鼓励会员添加家人，为家人多一份保障，而添加过程也较为容易，填写家人信息即可。

平台会将最终给付的会员进行公示。那些了解自身病情，抱着侥幸心态加入，之后提出申请资金的会员，因核实而被拒之门外。

看起来，对给付的会员进行公示，这样是负责任的。但呈现出一个问题。对那些抱着侥幸心态加入的会员，平台未设置一个阻挡的过程，这部分会员所充值的钱，会不断参与均摊，其会员身份为平台会员量做贡献。

也就是说，平台最终可能不会把钱给到不具备资格的会员，但是前期却允许他们加入。

此外，记者注意到，一些产品显示，不影响用户享受其他互助产品。如宁互宝方面的信息显示，“宁互宝与商业保险不冲突，与其他互助产品也不冲突。”点滴相互写道：“点滴相互与其他任何保险保障或互助产品均不冲突。”另外，相互宝页面显示，“与社保医保不冲突。”

在业内，这方面似乎也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当一个健康人，在加入了多个互助计划，后来患病，是否能够同时从多个平台获取赔款？

水滴互助方面向记者表示，其理赔风控体系由事前预防、事中审核、事后监督三个环节构成。不管是发生理赔的会员还是未发生理赔的会员，所有的理赔都是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轻松互助方面也向记者表示，赔付的案件都是经过包含第三方专业机构调查在内的多层审核，确保符合《行动公约》在内的相关规则后才会进行公示赔付。

事实上，关于网络互助的非刚性兑付风险，一些专家已有所关注。

在《相互保险 创新保险新方式》一书中，陈辉写道，从保障看，“目前，网络互助平台能够提供的互助计划主要集中在意外、重疾等简易的产品或计划上，而这些产品仅仅是通过低廉的价格来吸引客户，根本无法覆盖客户的风险需求。同时，与保险产品的刚性兑付相比，由于大部分计划都采取后缴费的机制，参与计划的客户能否在其他人需要时及时分摊风险，都欠缺制度上的保障。并且大部分客户在没有真正了解这些互助计划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参与了这些网络互助计划，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在真正出现风险而又不能得到相应补偿时，却发现投诉无门。”

保障仍存风险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潜在的风险外，网络互助的电子协议存在过不被法律认可的情况。

记者在裁判文书网看到，相互宝在2019年经历过一起诉讼纠纷。但是，6月27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未对相互宝用户杨海鹏的起诉进行受理。

杨海鹏诉称，其在2018年10月18日成为被起诉人发起的“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的成员。2019年3月8日，杨海鹏经医院确诊患有癌症，符合“相互宝”救助的条件，但相互宝方面对其不予救助。

起诉人提供的《相互宝成员规则》第八条第二款载明：“与本规则相关的争议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本规则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约定“本规则签订地：杭州市西湖区”。

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上述协议约定了杭州市西湖区为签订地，但该协议系双方在支付宝应用程序上签订的电子协议，是在互联网虚拟空间达成的，并不存在地埋空间意义上的签订地。故上述协议管辖与杭州市西湖区无实际联系，应为无效。本案应根据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而本案被起诉人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不在本院辖区，故本院对该案无管辖权。”该民事裁定书如是写道。

相比杨海鹏，张亚霞则显得“幸运”许多。

据裁判文书网在11月20日发布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张亚霞方表示，张亚霞在2017年11月23日加入轻松筹的“中青年大病互助行动”，经过180天的观察期后，此互助约定在2018年5月22日生效。2018年6月19日，张亚霞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办理住院并做检查，入院诊断为“左乳肿物性质待查，恶性待排”。6月25日，在手术中被确诊为患癌。7月3日出院，7月18日提交互助申请，此后双方出现矛盾。不过轻松互助驳回了张亚霞的互助申请。

张亚霞方表示，轻松互助平台以张亚霞入院记录中患者主诉的“发现左乳肿物1个月”为依据，认为张亚霞在2018年5月19日就已发现左乳肿物，即在轻松互助观察期发现肿物。

但张亚霞方认为“1个月”是概数而不是确切的时间，此外，在《中青年大病互助行动公约》中写到：“加入本项目180天后初次发生并被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本项目约定的30种重大疾病”，即180天的计算日期应该是“被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的时间，而不应该是患者自我感觉的时间。

在该案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张亚霞方胜诉，并获得30万元的互助金。对此，轻松互助方面向记者回应称，对于张亚霞女士的案件，目前还在诉讼过程中，不方便做过多的透露。

一名保险行业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互助计划的模式和保险相比，看上去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少了政府监管作为兜底，其目前倾向于将互助计划作为对商业保险的补充。

（编辑：ASP站长网）